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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儲藏室的時候﹐從一堆舊信件中找到一九八二年豐田正司先生寄來的小郵包。
在郵包裏﹐有一封信﹐一個首日封和幾張照片。 |
 首日封 |
 配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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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用我以前送給他的名片上的照片﹐以及他的照片製作成一張“友誼”卡。
在我們的照片之下﹐他畫上兩隻彼此相握的手﹐一隻手來自日本﹐
另一隻手來自新加坡﹐他也寫上“永遠友情”四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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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田正司夫婦 |
 手繪"友誼"卡 |
 本文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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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收到那郵包﹐也是我寫信給他之後的兩個月。
我和豐田正司先生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次見面。那時﹐他來新加坡參加 國際青年商會所舉辦的亞洲太平洋會議。 兩年之後﹐我去日本宮崎參加國際青年商會的亞洲太平洋會議。 雖然豐田正司沒有參加會議﹐但是﹐他在百忙當中特地從東京飛到宮崎來和我見面。 我對他特別重視我們的友誼所感動﹐回國後就寫信向他道謝。 這就是我收到他寄來小郵包的原因﹐他也另外寄了一個郵包﹐送我一件外套。 我們彼此都珍惜這段友誼﹐所以﹐我們互相寄送賀年片﹐生日賀卡﹐問候信等。 我們自此互相以信件來往聯係﹐正如豐田正司所寫的“永遠友情”一樣﹐ 一直維持了多年的友誼。 |
 信件中永遠的友情日文段落 |
 1983年豐田正司特製的賀年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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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英文版寫於 12.06.2007 一九八七年﹐豐田正司夫婦來新加坡拜訪我們時﹐帶他們去聖淘沙﹐ 在西樂索炮臺參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遺跡時﹐我告訴他們﹐ 我們美滿的家園在日軍侵佔新加坡時被摧毀了﹐豐田正司夫人指著豐田正司﹐ 豐田正司則笑著說﹕『我不是軍人。』 其實﹐豐田正司夫婦和我都是戰後出生的。父親曾經告訴我﹐日軍入侵新加坡時﹐ 正好是大年除夕﹐那天父親還沒有回來﹐奶奶和母親帶著家人逃難到鄉村﹐ 等父親回到故居﹐發現人去樓空﹐他徒步到鄉村尋找母親他們時﹐路上看到許多死屍﹐ 以及溝渠中的血水。父親每次提起那段日子﹐總是平平淡淡地陳述。 在我年幼的時候﹐日本的人字拖鞋開始在新加坡市面上出現﹐父親買了一雙給我。 有一天﹐我到與父親有商業來往的一位長輩店裏時﹐他看見我的人字鞋﹐生氣地 罵我「日本仔」﹐回家時﹐我告訴父親﹐父親只是說﹕『別理他。』 一九六四年讀高級中學時﹐我報名參加兩年半的日文課程﹐事前徵求父親的同意﹐ 他說﹕『你有興趣就讀吧﹗』 年幼的時候﹐曾經看過露天電影﹐其中一部有關日軍入侵中國﹐以及中國人民抗日的紀錄片﹐ 看到中國民兵赤腳操練的情形﹐和日本軍人用刺刀將拋上空中落下時的嬰兒刺死的鏡頭﹐ 至今依然留在腦海﹗ 在學習日文期間﹐開始接觸日本人﹐計有我的兩位日文老師﹐和一位住在廣島的筆友。 其間在初級班和高級班結業時﹐前往日本駐新加坡大使的住宅參加結業慶祝會﹐ 也和大使館人員稍微交談。他們給我的印象是謙遜有禮。 一九八零年結識豐田正司之後﹐於一九八二年再次在宮崎和他見面﹐那時﹐ 他留給我的印象是熱情､有禮貌､重視友情。 一九八二年在宮崎參加國際青年商會的亞洲太平洋區域會議﹐更加廣泛地接觸到 日本人﹐從酒店接待員､日本青年商會會友､計程車司機､商店店員､飯廳員工﹐ 他們彬彬有禮的態度﹐讓我感到特別驚訝﹗ 有一天﹐一位計程車司機載我回酒店﹐在酒店門口﹐背後一輛車子輕微碰撞到我們的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立刻回頭問我有甚麼事(受傷)嗎﹖我回答沒有﹐下車後走進酒店﹐ 司機跟隨到櫃檯﹐和酒店接待員嘰哩咕嚕的﹐不知道說了甚麼﹐他走出酒店後﹐ 櫃檯接待員問我有受傷嗎﹖她說﹐司機把“意外”告訴她﹐並且交代她﹐如果我有不適﹐ 要送我進醫院。 另外在商店購物時﹐店員知道我是來參加會議的﹐除了給予折扣﹐購物之後﹐ 還畢恭畢敬地送我走出店舖﹐再鞠躬道謝。有一次﹐我問一位店員﹐ 怎麼對我們來購物感到這麼興奮呢﹖她說﹐是你們來這小城市開會﹐ 把太子(現在的日本天皇)也帶來這小城市了﹗感激不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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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李光耀總理在揭幕典禮上說﹐ 我們並不是要撩起舊日的仇恨火焰﹐也不是為了清算血債。 我們是要悼念那些在新加坡的一場歷史大災難中死難的無辜和無助的男女同胞。 我們對任何可能來臨的新問題﹐新威脅和新危險﹐就應該有充份的警惕和戒備。 我們現在若做好一切準備﹐別人也將無法對我們為所欲為。
當時紀念碑工作委員會主席孫炳炎先生在致詞中也說﹕ 從先父的薰陶當中﹐從我國國家領袖､社會賢達的積極思想當中﹐ 從日本人民的真誠友善對待當中﹐從日本摯友豐田正司先生的坦率交往當中﹐ 讓我深深感受到﹐我們要記住歷史﹐忘卻仇恨﹐共同為後代營造一個 和平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