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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储藏室的时候,从一堆旧信件中找到一九八二年丰田正司先生寄来的小邮包。
在邮包里,有一封信,一个首日封和几张照片。 |
![]() 首日封 |
![]() 配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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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用我以前送给他的名片上的照片,以及他的照片制作成一张“友谊”卡。
在我们的照片之下,他画上两只彼此相握的手,一只手来自日本,
另一只手来自新加坡,他也写上“永远友情”四个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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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田正司夫妇 |
![]() 手绘"友谊"卡 |
![]() 本文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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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收到那邮包,也是我写信给他之后的两个月。
我和丰田正司先生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次见面。那时,他来新加坡参加 国际青年商会所举办的亚洲太平洋会议。 两年之后,我去日本宫崎参加国际青年商会的亚洲太平洋会议。 虽然丰田正司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他在百忙当中特地从东京飞到宫崎来和我见面。 我对他特别重视我们的友谊所感动,回国后就写信向他道谢。 这就是我收到他寄来小邮包的原因,他也另外寄了一个邮包,送我一件外套。 我们彼此都珍惜这段友谊,所以,我们互相寄送贺年片,生日贺卡,问候信等。 我们自此互相以信件来往联系,正如丰田正司所写的“永远友情”一样, 一直维持了多年的友谊。 |
![]() 信件中永远的友情日文段落 |
![]() 1983年丰田正司特制的贺年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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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英文版写于 12.06.2007 一九八七年,丰田正司夫妇来新加坡拜访我们时,带他们去圣淘沙, 在西乐索炮台参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迹时,我告诉他们, 我们美满的家园在日军侵占新加坡时被摧毁了,丰田正司夫人指着丰田正司, 丰田正司则笑着说:『我不是军人。』 其实,丰田正司夫妇和我都是战后出生的。父亲曾经告诉我,日军入侵新加坡时, 正好是大年除夕,那天父亲还没有回来,奶奶和母亲带着家人逃难到乡村, 等父亲回到故居,发现人去楼空,他徒步到乡村寻找母亲他们时,路上看到许多死尸, 以及沟渠中的血水。父亲每次提起那段日子,总是平平淡淡地陈述。 在我年幼的时候,日本的人字拖鞋开始在新加坡市面上出现,父亲买了一双给我。 有一天,我到与父亲有商业来往的一位长辈店里时,他看见我的人字鞋,生气地 骂我「日本仔」,回家时,我告诉父亲,父亲只是说:『别理他。』 一九六四年读高级中学时,我报名参加两年半的日文课程,事前徵求父亲的同意, 他说:『你有兴趣就读吧!』 年幼的时候,曾经看过露天电影,其中一部有关日军入侵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抗日的纪录片, 看到中国民兵赤脚操练的情形,和日本军人用刺刀将抛上空中落下时的婴儿刺死的镜头, 至今依然留在脑海! 在学习日文期间,开始接触日本人,计有我的两位日文老师,和一位住在广岛的笔友。 其间在初级班和高级班结业时,前往日本驻新加坡大使的住宅参加结业庆祝会, 也和大使馆人员稍微交谈。他们给我的印象是谦逊有礼。 一九八零年结识丰田正司之后,于一九八二年再次在宫崎和他见面,那时,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热情、有礼貌、重视友情。 一九八二年在宫崎参加国际青年商会的亚洲太平洋区域会议,更加广泛地接触到 日本人,从酒店接待员、日本青年商会会友、计程车司机、商店店员、饭厅员工, 他们彬彬有礼的态度,让我感到特别惊讶! 有一天,一位计程车司机载我回酒店,在酒店门口,背后一辆车子轻微碰撞到我们的计程车, 计程车司机立刻回头问我有甚么事(受伤)吗?我回答没有,下车后走进酒店, 司机跟随到柜台,和酒店接待员叽哩咕噜的,不知道说了甚么,他走出酒店后, 柜台接待员问我有受伤吗?她说,司机把“意外”告诉她,并且交代她,如果我有不适, 要送我进医院。 另外在商店购物时,店员知道我是来参加会议的,除了给予折扣,购物之后, 还毕恭毕敬地送我走出店铺,再鞠躬道谢。有一次,我问一位店员, 怎么对我们来购物感到这么兴奋呢?她说,是你们来这小城市开会, 把太子(现在的日本天皇)也带来这小城市了!感激不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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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李光耀总理在揭幕典礼上说, 我们并不是要撩起旧日的仇恨火焰,也不是为了清算血债。 我们是要悼念那些在新加坡的一场历史大灾难中死难的无辜和无助的男女同胞。 我们对任何可能来临的新问题,新威胁和新危险,就应该有充份的警惕和戒备。 我们现在若做好一切准备,别人也将无法对我们为所欲为。
当时纪念碑工作委员会主席孙炳炎先生在致词中也说: 从先父的薰陶当中,从我国国家领袖、社会贤达的积极思想当中, 从日本人民的真诚友善对待当中,从日本挚友丰田正司先生的坦率交往当中, 让我深深感受到,我们要记住历史,忘却仇恨,共同为后代营造一个 和平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