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的时候，父亲在年除夕，吃过团圆晚饭之后，分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一封，大家一律是四元。 新年到亲戚亲人家拜年时，长辈们也送我们红包，送的是二元、四元或六元。虽然现在看来是那么少， 但是，当年三毛钱就可以买炒□条。

现在我们依然遵照这些礼俗，年除夕送红包给孩子，那是压岁钱。 朋友结婚、生日，有时候我们不送其他礼物，而送红包。 在新加坡的社会，当你在政府部门工作时，别人的送礼必须谨慎处理。

记得我工作时，有客户在节日前告诉我，要送礼篮给我，我坦率地解释我的立场，婉转拒绝， 他们也十分明理。而我们上司收到礼篮时，就拆开分送给部门同事，自己一样都不拿。 当然，红包是万万接受不得。

或许是长期在工作上受到影响，除了亲戚朋友送的红包，其他的我十分讳忌。

2008年底，退休七年多之后，开始在日间托老所为年长者进行按摩保健。 2010年的华人新年期间，托老所举行庆祝活动，我受邀前往参加，同时在庆祝会上唱潮曲。

当我抵达时，大家在餐厅刚吃过早餐，进去和众人贺年。一位阿嬷招呼我过去， 刚和她握手之后，她塞了一个红包在我手中，我有一点惊慌失措，把红包还给她。 其他几位阿嬷嚷道：『医生，要拿！』、『要拿，先生！』、『我们给你顺顺利利的，要拿！』

我曾经数次告诉年长者我不是医生(西医)，也不是先生(中医师)，不过，他们依然这么称呼我。

五、六位阿嬷坚持我必须接受她们的红包，她们强调，那是她们给我的祝福、感恩，我必须接受。 虽然那只是几个小小的红包，我却拿得十分尴尬。

2011年，去托老所参加华人新年庆祝活动时，我心里预备必须经历去年那几分钟的不安， 只是为了让阿嬷们送红包送得心安理得，让她们感到一年来我风雨不改定期为她们按摩保健， 她们能够表达一点感恩的心意。

或许阿嬷们了解我会尽力避开，所以，其中一位阿嬷，一看到我，就过来拉着我到她们几人当中， 然后，将红包一个一个塞在我手里。

过了一会，一位职员走过来，告诉我有一位阿公，没有来托老所了，今天回来参加庆祝活动， 他送给每位来托老所的阿公阿嬷，一人一个红包；他看到我常常风雨不改去那里当志工， 他也要送我一个红包。他让职员先来说明，怕让我拒绝了。职员带我走过去，当我接受他的红包时， 他开心地笑了。

2012年华人新年，托老所举行庆祝会，一方面是我将在妆艺游行担任志工，希望之前能够减少其他活动， 另一方面，想避开接受红包时那种不自在的心情。然而，在一个多月之后，当我回去托老所进行例常的 保健按摩时，在我为阿嬷们按摩时，一位阿嬷拿了一个红包，放进我的背包里面，她说，华人新年庆祝会 我没参加，她一直带着那个红包，等我来时送给我，让我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我曾经想过，「将皮留下、将肉送还」，就是接受红包封，钱退还给她们。但是，她们必然会难受、 必然会觉得没有感恩，这小小的人情，代表她们对我的祝福，我必须接受。这是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