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1982年成為居民委員會的委員一年﹐就退出了。
那期間﹐聯絡所的職員力邀我的妻子擔任婦女小組的秘書長﹐她也是在一年任期結束之前就辭退。
其實﹐當時婦女小組的主席是一位醫生﹐計劃將主席職位轉交給我妻子。
我們熱衷於社區服務﹐對這些職位卻沒有奢求﹐讓朋友們驚訝和惋惜。
記得退出居民委員會之後﹐朋友們不死心。有一天﹐他們和我商談﹐要我加入青年團﹐ 我告訴他們﹐我超齡了。他們立刻說﹐那麼就當顧問吧。我沉思一陣﹐說﹐不好﹗ 其實﹐我一向對青年團團長的印象良好﹐雖然我們彼此不認識﹐但卻對他有好印象。 朋友們問我為甚麼不好。我說﹐如果我當他的顧問﹐我提的意見和他父親的意見 不同時﹐他會十分為難的。他們想了一下﹐覺得我說的也對。接著﹐他們要我加入黨﹐ 送給我一件圓領襯衫﹐三份表格﹐我告訴他們﹐讓我考慮﹐如果我要加入時﹐我會 將表格送回來。之後﹐我沒有將表格送回去﹐他們也不提起。
幾年之後﹐我因住家與聯絡所距離比較遠﹐將主席職位交托給年輕有為的耀華之後﹐ 就不再回去了。但是﹐時常關注那一區的消息﹐有時候在週末就去荷蘭村走走。 在宋彼得離開政壇時﹐我記得最深刻的一句話是﹕「有人辭官歸故里﹐ 有人連夜趕科場」﹐對這句話感受良深。 在荷蘭村時﹐為了擺脫擔任任何‘官職’﹐我和妻子想了一個妙計。 我說﹕他們必然考慮形像﹐我們就買雪糕或「卡尖布爹」﹐然後﹐ 靠在車站的垃圾桶旁邊吃。 不過﹐當我們搬遷到德曼花園之後﹐我們就自由自在了。 每逢大選﹐我們特別關注﹐坐在電視機前面﹐挨夜挺起精神觀看。 搬遷到德曼花園之後﹐集選區這花樣來了。那次觀看完大選成績﹐以及過後的記者會﹐ 是我自1984年起不去參加群眾大會現場支持之後﹐感到最失望的夜晚。 只是一位在野黨候選人被選入國會﹐就好像是新加坡的末日。 我和妻子都不高興﹐那七十多八十人都這麼‘笨’嗎﹖ 抵不過一個在野黨議員嗎﹖ 從1959年一心一意的支持﹐到了徹底的失望。 “在新加坡釣不到魚﹐因為新加坡的魚不開口了﹗” 1995年﹐用來當作上班交通工具的車子年限到了。雖然說是用了十年﹐ 只是一大早開去工作﹐傍晚開回家﹐以及星期日開去教堂﹐沒有好像計程車一樣操勞。 然而﹐我們的社會是‘平等’的﹐我必須考慮﹐迎新棄舊買新車､或者與舊車繼續長相守﹖ 我是一個懷舊的人﹐同時﹐也沒有一大筆錢購買新車﹐於是﹐我必須購買擁車證COE。 許多同事､朋友對於我沒有買新車﹐感到不可思議。他們問﹐COE多少錢﹖ $27,000/=。十年前你買那輛車多少錢﹖$24,000/=。 不開車嗎﹖我每天清早五點就得起身﹐趕著去等候廠車﹔傍晚回到家﹐月亮高高掛﹐ 星星滿天空。唉﹗我也太誇張了﹗有時候夜晚沒有月亮的﹐偶爾看到幾顆星星就很高興了。 日子不同了﹗
當年失去那個夢寐以求､在南洋大學‘求學’的機會﹐只是自嘆命運不好。 但是﹐到了華聯銀行消失了﹐POSB變化了﹐心中的怨﹐開始悄悄地､一點一點地埋起來﹗
華聯銀行消失﹐十分無奈﹗ 幾十年前﹐我們那批個子矮小的孩子﹐穿著背心､短褲和拖鞋﹐不時跑到郵政局櫃檯前﹐把五分､一角交給職員﹐ 拿了郵票貼在卡紙上﹐那是我們記憶中的郵政儲蓄銀行﹐那是我們的銀行﹗ 幾年前﹐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開車趕去藝術中心觀賞漢唐樂府南管古典樂舞團的《夜宴圖》﹐ 車子經過白沙浮﹐突然聽到「斃」的一聲﹐死了﹐星期六晚上七點多﹐是ERP啊﹗ 心情頓時優雅不起來﹗ 2002年提早退休之後﹐巴士漲價兩分､三分﹐對我來說﹐不是小事了﹗ 二十多年前﹐一位朋友說了一句話﹕『你工作一個月﹐我得工作半年﹗』 當時聽了沒有甚麼感覺﹐只是認為我的薪水比較多。現在巴士漲價幾分﹐ 好像被針刺到一樣﹗想起二十多年前朋友的那句話﹐我終於了解他的心情了﹗ 有人若以為幾分錢沒甚麼﹐那是因為刀子插在我們的心上﹐我們只好忍﹗ 看著消費稅﹐3%啊﹐5%啊﹐7%啊﹗甚麼時候才停止啊﹖ 發夢﹐不曾夢見下降的喜悅﹗ 最近大選期間﹐計劃盡力爭取時間﹐參加每個政黨的群眾大會。 當然﹐我按照自己的喜愛﹐編排自己的時間表。 想起與自己走過五十多年的黨﹐越走越遠﹐不過﹐還是編排在最後第二位。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天不作美﹐最後兩個項目無法完成﹐ 而那漂亮小娘惹卻見到兩次﹗ 我不是看到娘惹漂亮就去兩次﹐那是當晚到處塞車﹐後來又下雨﹐東轉西闖﹐ 就闖到那會場了。我並不是因為雪玲漂亮而吸引我﹐而是在聽到她為甚麼從政時﹐ 我偷偷流眼淚了﹗許多年來﹐我一直在病人當中､老年人當中擔任志願工作﹗ 感同身受﹐心事有誰知﹖
參加好幾個群眾大會﹐其中兩次我哭了。 一次是雪玲提到她擔任志願工作者所遇到的､感受到的﹔另外一次是在波東巴西參加群眾大會﹐ 我特地提早去拍照､去感受那裏的氣息﹐在那裏沒有看到貧民窟﹐在那裏找到了優雅﹗ 詹時中演講時﹐我一面錄像､一面偷偷流淚。 當他算著他的學業成績時﹐「一､二､三､四､五」﹐我才笑了﹗ 神佑新加坡﹗神佑新加坡老百姓﹗ |
1986年從荷蘭村搬遷到德曼花園之後﹐我依然定時回去聯絡所教課､開會﹐擔任電腦俱樂部的主席。
有一次﹐聯絡所的職員打電話給我﹐說由於宋彼得在國外﹐在電腦課程的結業禮﹐
要我頒發證書給學員。自從搬遷之後﹐我沒有與新議員見過面﹐那次﹐我告訴職員﹐
我可以代替頒發證書﹐但是﹐我不代表發言﹐我也不發言。
1970年代初﹐去南洋大學參加假期校外進修系的電腦課程﹐班上的在籍學生見到
我能夠快速完成作業﹐羨慕之外﹐常常要我幫忙。其中幾位告訴我﹐
他們開學時﹐平日晚上有電腦課程﹐我可以去旁聽﹐上課後在宿舍過夜﹐
天一亮就搭巴士回去上班。他們可以和老師商量﹐修完課程請老師發證書給我。
這是一個好機會﹐我可以學習電腦知識﹐同時幫忙同學們。然而﹐
我說﹕『不好﹐我不是學生﹐如果晚上警察來查房﹐要給你們同學和老師添麻煩了﹗』
在群眾大會中﹐聽到方言﹐欣喜､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