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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初的一個夜晚﹐一向早睡的我﹐矇矓間被同屋共住的大頭哥哥吵醒。
他嚷道『紅孩兒﹐紅孩兒﹐快起來﹐我們勝利遊行了﹗』
我一骨碌翻身爬起來﹐穿了衣就跟他往外跑。一輛一輛的羅厘(Lorry貨車) 來到家門口﹐大頭哥哥剛剛把我抱到其中一輛車上﹐街道兩邊商店的頭家們就開始燃放爆竹。 前面幾輛羅厘緩緩前進﹐到了我們這一輛﹐司機卻停頓下來﹐原來他擔心載著的一班 學習馬來語的小朋友會讓爆竹驚嚇到﹐幾個大哥哥們跑到商家那裏﹐叫他們暫停燃放爆竹﹐ 讓我們這一車小朋友通過之後再燃放。
那時候﹐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孩子﹐每星期的一個晚上﹐就成群結隊去哈兒街學習馬來語。 九點多下課的時候﹐何佩珠就推著她的腳踏車﹐陪我們走路回家﹐到了我們家門口﹐ 她向我們的母親揮揮手﹐然後﹐就騎上腳車回去了。 在那個艱難的年頭﹐我們充滿喜樂﹐在那些上課的夜晚﹐何佩珠和我們人民走在一起﹐就好像我們的母親､ 一家人是那麼親切﹗
踏入社會工作時﹐辦公室就在政府大廈。午餐時刻﹐在福南街吃飯的時候﹐ 有時候就看見部長和我們一樣﹐坐在街邊小販攤子前面吃飯﹐雖然我們沒有交談﹐ 但是﹐依然親切地相視點頭微笑。 在女皇鎮住了幾年﹐常常聽說部長在某一些夜晚來到住宅區中央的巴剎和店屋一帶﹐ 我不曾下去看看﹐因為圍繞著他的﹐是許多甚麼管理委員會的人。 有一個傍晚﹐看見鄰居一個小孩﹐拿了幾包爆竹站在走廊。我喊他﹐不是新年﹐你哪裏拿來的爆竹﹖ 小孩子不可以放爆竹﹗他回答﹐委員會的人叫他們放的﹐每一座組屋都有小孩在那裏。 時間一到﹐爆竹聲此起彼落﹐似乎十分熱鬧﹐卻不像1959年那樣﹐由店家自發自動燃放而 連綿不斷。 記得那些日子﹐上班乘搭巴士的時候﹐擔心遲到而喜歡乘搭‘霸王車’﹐ 也曾經和霸王車主一同被抓去警察局﹐結果還是遲到了。 到辦公室﹐總書記問明遲到的原因之後﹐只是「哈哈哈」大笑﹐然後﹐ 很關切地問﹕『那麼﹐霸王車主呢﹖』 應該是1975年吧﹗實行駕車人士將車子停泊在市區邊緣停車場､再轉搭短程巴士進入市區的第一天﹐ 我特地提早上班﹐乘搭巴士﹐在半途就下車﹐跑到邊緣停車場去﹐想看看有多少人開車去那裏﹐ 泊車之後﹐ 再轉搭短程巴士。我上了一輛巴士﹐開動的時候﹐我問剪票員﹐就只有我一個人嗎﹖
那天﹐許多駕車人士沒有開車﹐他們直接乘搭巴士去上班﹐所以﹐巴士特別擁擠﹐
然而﹐沒有人開車去停泊在邊緣停車場﹗
那是連續兩屆大選﹐沒有在野黨的年代。
1973年﹐搬遷到荷蘭村之後﹐漸漸和設立在組屋商店的聯絡所的朋友熟悉起來﹐
他們的熱心﹐讓我開始投身社區服務工作。
當電腦俱樂部的主席告訴我們﹐希望我們一些成員轉移到另一個區域去協助時﹐ 我們沒有人願意去。雖然我們年輕﹐我們卻還有人情味。 我們厭惡當年的社會人情﹐當你被捧上去當作天上的月亮時﹐許多人都 來讚美你﹐圍繞你。當你被摘下時﹐頓時就變成瘟神﹐大家見到你抱頭就跑﹐ 我們不喜歡冷酷無情的社會。之後﹐我們分散了。 那時候﹐國立大學的一些講師﹐來荷蘭村的聯絡所分享微型電腦﹐ 幾年之後﹐成立了電腦俱樂部﹐接著﹐他們把電腦俱樂部交由我去負責管理。 雖然聯絡所的職員調職轉換﹐新來的職員很快就和我合作﹐配合無間﹐ 管理委員會派代表出席我們電腦俱樂部的常月會議﹐卻無法轉達我們的要求。 我曾經提起在電腦室裝置閉路電視﹐讓職員可以在辦公室看到電腦室的動靜﹐ 而且﹐在夜間時﹐能夠錄下任何動靜﹐但是﹐回復是不批准。 在新年感恩燒烤會上﹐國會議員洪國平博士和我交談﹐問我需要購置甚麼嗎﹖ 我提起閉路電視﹐他問清楚原因﹐價錢﹐然後﹐回答﹕『可以﹐沒有問題。』 記得洪國平博士第一次約我見面時﹐負責人告訴我﹐七點半見面。 我七點半就到﹐七點四十分﹐我問負責人﹐甚麼時候洪國平博士來﹖ 他說﹐就快來了﹗七點四十五分﹐我告訴負責人﹐我先回家﹐他急忙打電話﹐然後﹐ 說﹕別走﹐別走﹐就到了﹗將近八點的時候﹐洪國平博士急急忙忙走進來﹐ 他說對不起﹐然後﹐對負責人說﹐八點見面﹐就告訴他是八點見面﹐不用叫他七點半到﹗ 在電腦俱樂部擔任主席的時候﹐由於報名參加班級的人數太多﹐教導人手不足﹐ 居民向國會議員投訴﹐報章也當作新聞報導。洪國平博士立刻和我討論﹐然後﹐ 在兩班的同學當中﹐挑選七､八位同學﹐在課程完成之後﹐再上特別培訓課程 成為教導老師。 在那段日子﹐我的前上司劉炳森邀請我去楊厝港聯絡所負責一班電腦課程﹐ 我當時不明白﹐為甚麼我們那麼多電腦部門的前同事在協助他﹐還要我去幫忙呢﹖ 第一晚上課時﹐我發現班上的同學﹐盡是公司經理､董事､主管之類的人士。 幾年之後﹐在新加坡管理學院上商業碩士課程時﹐聽一位同學提起﹐ 他當年是我電腦班的學生﹐他們特別被編排在一班﹐等著我去教。 劉炳森對我的器重﹐讓我十分感動。 其實﹐國立大學的那些講師﹐也十分看得起我﹐他們把我帶入居民委員會。 在居民委員會一年的時間﹐我不感到有意義。在我想像當中﹐我們是要作逐家探訪﹐ 與居民聯絡感情﹐聽聽他們有沒有困難﹐對社區設施有甚麼改善的意見嗎﹖然而﹐ 常常是收舊報紙的活動。 1982年﹐吳作棟來到我們當中﹐與我們對話。我們的副主席﹐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身為居民委員會的委員﹐我們能夠在選區免費停車﹐可以擴大到全新加坡嗎﹖ 吳作棟回答﹕委員為選區的一個小區居民服務﹐已經得到在整個選區免費停車的優待﹐ 為甚麼要擴大到全新加坡呢﹖ 我感到驚訝﹐也很寒心﹗我們是志願工作者﹐我們應該為居民服務﹐為甚麼只是想到自己的利益呢﹖ 在居民委員會一年的服務期限將近完畢時﹐一位在總理公署工作的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確定我就是他名單上的居民委員會的委員時﹐就告訴我﹐我們的主席明年要退下﹐ 要我準備接手。我告訴他﹐不行﹐我要辭職了。他勸說好久﹐最後﹐我坦率告訴他﹐ 有人要爭著擔任主席﹐我不喜歡跟人家爭﹗而且﹐那個想做主席的人﹐只是為了 自己得到的優待﹐我不能和這樣自私自利的人共事﹗ 1984年大選之前﹐我的前上司､也是我妻子的當時的上司劉炳森﹐通過我妻子﹐ 請我再次幫忙。那時﹐我剛好因為手指受傷而休假一個月﹐以不方便出門為藉口﹐ 沒有去幫忙劉炳森﹐當然﹐我告訴妻子﹐叫他不用擔心﹐我會極力為他禱告的。
其實﹐在大選之前幾個月﹐我傷心了﹗ 他們遇見我的時候﹐也同樣問道。我說﹕『我的爸爸是小販﹐我的媽媽是家庭主婦﹐沒有讀過書﹗』 他們就說﹐我們也一樣啊﹗他們私下說﹐我沒有上過大學﹐卻能夠帶領他們那批海外大學留學生 工作﹐難道上過大學的母親﹐生下的孩子一定有本領嗎﹖ 有機會讀很多書是最理想的﹐然而﹐要懂得做人､會做事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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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59年新加坡大選之後的勝利遊行之夜﹐連綿不斷的爆竹聲﹐至今依稀在耳邊﹗
六年之後﹐我離開童年古舊的老屋﹐搬遷到女皇鎮的政府組屋。
記得在25週年紀念大會之前﹐聯絡所的朋友邀請我出席。
我說﹐我不是黨員﹐不好出席﹐要讓人誤會﹗
他們說﹐他們要工作﹐就代表他們出席吧﹗
我又以沒有白色褲子作為藉口推脫﹐他們說﹐他們買一件給我。
看到他們的熱忱和信賴﹐我第一次穿上白衣白褲。
然而﹐天不作美﹐那天早上﹐前往皇家山腳的國家劇場時﹐
滂沱大雨使我的白褲變成土黃了﹐只穿一次的褲子﹗
1980年代初﹐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中巴魯聯絡所電腦俱樂部學習﹐
協助聯絡所將課程報名手續電腦化。那時候﹐渴望移民到紐西蘭﹐
和朋友去紐西蘭基督城參加國際青年商會舉辦的亞洲太平洋區域會議﹐
結識一些紐西蘭朋友﹐同時探討移居紐西蘭的情形。
在一個新年感恩茶會上﹐聆聽莊日昆的一番肺腑之言﹐移民的念頭淡化了。
莊日昆猶如一位慈父﹐給與我們忠告﹐讓
我們自由作自己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