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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莎莉姐姐是我在新加坡泰國人福音中心工作時的“上司”。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三日﹐我在勿洛信義會參加一項宣教座談會的時候﹐ 會議上提到與泰國福音事工合作的一項建議﹐就是派遣宣教士前往泰國﹐ 當時﹐從泰國前來新加坡三一神學院讀書的雅拉弟兄說﹐ 新加坡已經有數萬個泰國勞工和女傭﹐為甚麼我們捨近求遠﹐ 不在新加坡幫助他們﹐而派人到老遠的泰國去。 我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就回應說﹐假如我們教會在新加坡 展開這項工作﹐我願意當義工﹐我唯一的顧慮就是我不會講泰語。 一九八八年年底﹐泰國信義會派了兩位芬蘭宣教師藍莎莉和安娜莉 來新加坡考察這裏的情況。記得在女皇鎮金冠酒樓的晚宴上﹐ 藍莎莉姐姐問我近年曾經去吉隆坡參加信義會的年會嗎﹖ 在回答她近年不曾參加時﹐望著她鼻樑上鏡片背後的眼睛﹐ 我告訴她﹐她十分面善﹐她也覺得我很面善﹐其實﹐ 我們是第一次見面的。 籌備工作的進展快速順利﹐一九八九年三月﹐ 教會在黃金坊租下一個單位當作辦事處﹐ 我也從一月份開始﹐每周兩晚去上泰語課程。
三月初﹐藍莎莉姐姐和一位在泰國信義會工作的姐妹宋蓬太太來新加坡兩周﹐
她們到黃金坊實地了解泰國人在新加坡的情況。 那時﹐我想到我在福音中心當義工﹐將來一定會遇到這種求助的棘手工作。 但是﹐想到我們的祖先曾經從中國南來﹐當日他們沒有受到懲罰﹐ 後來也成為新加坡公民了﹔現在這些泰國人來新加坡尋找工作﹐ 有些受到中介公司的欺騙而逾期逗留﹐為甚麼我們要施加鞭刑呢﹗ 三月十二日﹐我應約去黃金坊和藍莎莉姐妹她們見面﹐ 進入黃金坊不到半小時﹐發現購物中心內有許多政府部門的便裝人員﹐ 我正覺得稀奇﹐有兩個人走上前來查問我的身份﹐ 他們聽說我是新加坡人﹐就要求我離開黃金坊﹐ 這時候﹐突然一股力量催促我留下來﹐ 我告訴他們﹐我和朋友約好在這裏見面﹐我不離開﹐ 他們也沒有勉強我。 當我找到藍莎莉姐姐時﹐她和宋蓬太太､ 素緹拉(一位在新加坡神學院讀書的泰國姐妹)以及 三位在新加坡工作的女傭在吃午餐﹐ 我正要告訴她們﹐黃金坊似乎被“包圍”著﹐有一點不尋常﹐ 讓我們回去辦事處。 就在這時﹐有三個人走過來﹐ 要她們交出身份證﹐藍莎莉姐姐､宋蓬太太和素緹拉姐妹 各有護照､和學生證﹐而三個女傭卻沒有帶著工作准證﹐ 是她們的僱主怕她們遺失准證而替她們保管﹐ 我們向政府人員解釋﹐她們是我們的朋友﹐她們在新加坡當家庭女傭﹐ 僱主沒有讓她們帶著工作准證﹐可是﹐那三個人並沒有接受我們的解釋﹐ 將她們三人帶走了。 我們問她們將被帶去哪裡﹖可是﹐我們沒有得到確定的答案﹐ 於是﹐我們找了一個樣子像高級官員的人﹐告訴他﹐我們的朋友被帶走了﹐ 應該告訴我們﹐她們被帶去哪裡﹖ 他告訴我們﹐到巴耶里爸的芽龍警署去。 我們去到芽龍警署﹐一個警察說﹐我們不可以和她們見面﹐ 藍莎莉姐姐要求見警官﹐一位警官出來接見我們﹐ 藍莎莉將情形告訴他﹐他說﹐叫她們的僱主帶她們的證件來接她們回去﹐ 過後﹐警官進去向她們索取僱主的電話號碼﹐交給藍莎莉姐姐。 在警署約一個多鐘頭﹐僱主都來接她們回去了。 我們也回去黃金坊辦事處。 那當兒﹐看著藍莎莉姐姐的處事態度﹐ 讓我覺得﹐我們往往碰到“官”就“有理說不清”﹐ 其實﹐我們應該冷靜﹐據理力爭﹐ 不能寵壞和寵慣“官家”﹐甘受欺負。 在兩周的實地體驗工作之後﹐藍莎莉姐姐和宋蓬太太回去泰國﹐ 素緹拉姐妹繼續上課﹐我也忙著工作﹐暫時沒有去黃金坊。 八月間﹐藍莎莉姐姐從泰國調派到新加坡來了。 她開始計劃為泰國人開辦英語課程﹐ 想到泰國人在新加坡的收入少﹐ 英語課程三個月才收費二十元﹐ 第一次報名時交五元當作報名和課本費用。 通常星期日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班級﹐ 其他日子﹐只要湊足五個人﹐中心就開班﹐ 學員可以一星期來上課一次﹐也可以有開課就來。 我通常在星期日就去幫忙。 我發現藍莎莉姐姐經常到黃金坊樓下﹐ 和來黃金坊的泰國人交談﹐鼓勵他們來中心上課。 我漸漸了解到﹐要幫助他們﹐必須放下身份﹐ 到他們當中去﹐接近他們﹐了解他們﹐才有機會幫忙他們。 中心逐漸熱鬧起來﹐不只泰國人來﹐新加坡人也來了﹐ 有些是其他教會的教徒﹐有些是非教徒。 有很多新加坡人要求加入我們的英語班級﹐ 都被我們拒絕了。他們有能力付得起新加坡商業學校英語班的費用﹐ 況且﹐我們經常用泰語解釋﹐我們不歡迎那些想來交泰國女朋友的人。 福音中心開幕了﹐那天是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 當時我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信義會還是同一個組織﹐ 總會會長從吉隆坡出來參加開幕禮﹐ 泰國大使館了解我們的工作﹐也派代表出席典禮。 或許和泰國人時常在一起﹐了解到離鄉背井的思鄉情﹐ 感受到漂泊他鄉的無奈﹐我的心深深地受到牽動。 一九八九年年底﹐突然感受到工作上的極度勞累﹐ 好像快要燃盡的蠟燭﹐在掙扎發出最後的一道光芒﹐ 我終於向公司申請免薪留職的六個月假期﹐ 從一九九零年一月開始﹐暫時脫離了二十三年的工作生涯。 |